阿塔纳修斯向罗马引进了关于僧侣生活的知识和具体做法（341 A.D.），而陪伴着他进入神圣梵蒂冈的安东尼门徒则为这一神圣的哲学开辟了道路。外貌陌生而野蛮的埃及人起初会引起人们的畏惧和厌恶，最后却成为大家颂扬和效仿的对象。元老院的议员以及有钱的贵夫人，全都把自己的府第和庄园改建成宗教场所，古代庙宇的废墟和罗马广场的中心现在全都是修道院，（杰罗姆只是偶尔提到他把修院生活推荐到罗马和意大利。）使得规模狭小的6位处女灶神祭司制度不禁相形失色。一个名叫希拉里昂的叙利亚青年（同样这位作者用钦佩的口吻谈及保拉、希拉里昂和马尔库斯的事迹，这些令人愉悦的作品唯一的缺陷是没有事实根据，不合常情。），拿安东尼作榜样，在离加沙约7英里的处于大海和沼泽之间的荒凉海滩上安下了家（328 A.D.）。他坚持了48年的悔罪苦修，并且把信仰的热情传播开来，每当他起身前往拜访巴勒斯坦众多修道院时，总有两三千名苦修僧追随这位圣者。

巴西尔（巴西尔最早的隐退地点是艾里斯河岸的一个小村庄，离开新恺撒里亚不远。他在10到12年的修院生活中，经常为长时间的神召所困惑。他所制定的苦修戒律，其真实性如何使有些学者产生争论，但是客观的证据最有说服力，他们只能承认，只有真正的狂热分子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在东部的教会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名声。他知识渊博，曾经在雅典学习和研究；他野心勃勃，即使恺撒里亚大主教的职位也难满足。然而他却退隐到本都一处蛮荒之地（360 A.D.），打算尽快为黑海沿岸大量接受基督信仰的教友制定教规。

图尔的马丁（苏比西乌斯·塞维鲁斯很权威地提到，罗马的书商最爱贩卖马丁的通俗作品，能很快售完。）在西部享有极大名声（370 A.D.）。他是军人、隐士、主教和圣徒，他一手建立了高卢的修道院，死时有2000名门徒送葬。为他作传的历史学家辩才无碍，对蒂巴伊斯隐居于沙漠的行为产生藐视之心，认为在气候条件较佳的状况下，无法磨炼出更优秀的教士。就僧侣发展的过程而论，不管是传播的速度还是普及的范围，较之基督教本身也都不遑多让。帝国每一个行省以及后来的每一个城市，到处充满愈来愈多的僧侣。从莱林斯到利帕里所有的托斯卡纳海上荒无人烟的孤岛，全被苦行僧选作自愿流放的地点。整个罗马世界各行省之间有方便的海路和陆路相通，从希拉里昂的平生事迹来看，一个穷困的巴勒斯坦隐士很容易穿越埃及，乘船抵达西西里，然后在伊庇鲁斯（Epirus）逃避尘世，最后到塞浦路斯岛定居下来。（当希拉里昂从帕利托尼姆乘船到帕凯努斯角，他付的船费是一本福音书。波苏米安是高卢僧侣，到埃及游历过，他发现乘坐商船从亚历山大里亚到马赛，行程所需的时间是30天。阿塔纳修斯为了把他所写的《圣安东尼传》寄给外国的僧侣，只有加紧著述，好赶上船队发航的时间。）拉丁区域的基督徒拥戴罗马的宗教规章制度，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进香客，在气候迥异于故乡的遥远国度，很热衷于模仿此地的修院生活。安东尼的门徒穿越热带地区，遍布埃塞俄比亚这个基督徒帝国。位于弗林特夏的班库尔的修道院有同教弟兄两千多人，他们在爱尔兰的蛮族中间建立了很多传教的居留地。爱奥纳是赫布里底斯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爱尔兰的僧侣在那里定居下来，使北国地区出现一丝文明和信仰的光芒。（爱奥纳或称海伊、哥伦比克尔，虽然不算贫瘠，面积却很小，只有2英里长1英里宽，但名声极为响亮：（1）岛上有一座建于公元566年的圣哥伦巴修道院，院长对喀里多尼亚的主教有特定的管辖权；（2）修道院有一所收藏古典书籍的图书馆，有希望可以看到李维的全集；（3）修道院的墓园埋葬着苏格兰、爱尔兰和挪威的60位国王，他们都想安息在圣地。）

这些不幸的放逐者为阴森而无可抗拒的迷信神灵所驱使，离开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的决心受到数百万人支持，这些人无分男女老幼和阶级地位，全是虔诚的信徒；每一个进入修道院大门的改宗者都相信，只有踏上一条艰辛的道路才能走向永恒的幸福。（克里索斯托为了推崇修院生活和为它辩护，特别写出三本书（本笃会编成第一大卷）。《圣经》中方舟的例子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竟敢宣称除了这群特别的选民（指僧侣）没有人会得救，在其余方面他比较仁慈，同意天国也区分不同的等级，就像太阳、月亮和星星一样。他拿国王和僧侣做很鲜明的对照，认为给予国王的报酬不多但是惩罚却很严（说起来不怎么公平）。）像这种宗教动机所产生的后果，常常由每个人的性格和境遇所决定。理性可降低宗教动机的影响，感情也会发生同样作用，但对于儿童和女性不够坚定的心志，这些动机会产生更强烈的吸引力。个人暗藏心中的悔恨及偶尔遭遇的灾难，使得宗教的说服力加强，这些动机从尘世的虚荣和利益的考量中获得更大的帮助。有人认为，这些虔诚而谦卑的僧侣为获得救赎，不惜放弃尘世生活，最够资格担任基督教的属灵管理工作。于是，有些隐士抱着勉强的态度被人从窑洞里拉出来，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被推上大主教宝座。埃及、高卢及东部的修道院接连出现不少圣徒和主教。怀有野心的人士立即发现了这一条终南捷径，用它来获得财富和荣誉。（根据托马辛和马比荣（1632～1707A.D.，教会学者、古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看法，教会逐渐将僧侣纳入圣秩制度的一部分。）

那些由于本派取得较大成功而随之享有盛名的僧侣，都竭尽全力增加追随者的数量。他们用曲意逢迎的方式进入高贵和富有的家庭，以各种阿谀和诱导的手法，拉拢有可能为修院增加财富和地位的入教者。愤怒的父亲为失去唯一的儿子而悲伤不已，无知的少女为出世的虚荣所惑，不惜违反追求爱情的天性，还有一些贵夫人放弃家庭生活的懿德，妄图追求虚幻不实的无上完美。（米德顿博士毫无根据地责怪克里索斯托的言行和作品，说他凭着辩才无碍，不遗余力地支持修院生活，获得很大的成效。）保拉听从杰罗姆舌灿莲花的说词（那位信仰虔诚的贵夫人，成为杰罗姆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他那篇《保拉的墓志铭》，实在是经过精心推敲而又过分夸耀的颂词，一开始就是荒谬到极点的肉麻话：“若我身体的器官都变成舌头，若我的四肢都能发出声音，然而我也无法……”），杰罗姆用亵渎神圣的“上帝的岳母大人”的称号（鲁菲努斯非常愤慨地责问他的对手，像这样亵渎和荒谬的字句，到底是从哪篇异教的诗歌里抄袭来的。），诱使这位名声响亮的寡妇让自己的女儿优斯托契乌姆奉献守贞。保拉在精神导师的劝说和陪同下，舍弃罗马和年幼的儿子，退隐到伯利恒神圣的村庄，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医院和四间修道院。她的施舍和悔罪在正统基督教会中获得显赫高位。这样一个极其稀有且著名的悔罪者，被当成那个时代的光荣和范例，受到人们颂扬。但每个修道院中都挤满了出身卑下的平民，他们从教会所得远超过他们在尘世所做的牺牲。农民、奴隶和工匠可以凭借这一光荣而安全的圣职，逃脱贫穷和卑贱的处境。而且僧侣表面看来生活清苦，但习俗的影响、公众的赞扬和暗中违反教规，使得难以忍受的环境能够得到缓和。（多明我修会的托钵修士在加的斯时，暂时借居在同道的修道院里，休息的时刻从未受到夜间祈祷的干扰。）罗马的臣民无论是本人还是财产，都要负担不公平而且过度的税赋，只有通过成为僧侣的方式来逃脱帝国政府的压迫。那些怯懦的青年宁愿到修院去苦修，也不肯过危险的军旅生活。有如惊弓之鸟的各阶层省民，在逃脱蛮族的伤害后，可在那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足够编组成很多军团的人力都躲藏在宗教的圣所里，也就是这些可以纾解个人困苦的因素，在减弱帝国的力量和强度。（皇帝想要善尽国家和个人的职责，但国家安全的脆弱长堤被迷信的洪流冲毁。就查士丁尼的作为而论，很多方面让僧侣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