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宫廷和军队武力欺压的正统教会，无论在信徒的数量和神学的知识方面都胜过对手。希腊（富尔根蒂尤斯是拜扎辛尼行省的鲁斯帕伊主教，出身元老院议员的家庭，曾经受过完整的通才教育。在他获得允许学习拉丁文之前，能够用本国语背诵荷马和米南德（342B.C.—292B.C.，雅典喜剧作家）所有作品。）和拉丁的神父在阿里乌斯教派的争论上也运用同样的武器，一再使得乌尔菲拉斯那些蛮横无礼而且目不识丁的继承人哑口无言，再不然就是高举白旗，自觉在宗教战争的技术和知识方面无法占到上风。然而正统教会的神学家并没有运用光荣的成就，反倒是在确定不被追究的情况下去杜撰一些传闻，这些传闻必定会被安上欺骗和伪造的恶名。他们把引起争论的作品归于古代基督徒最有声望的人物。维吉利乌斯和他的门徒（用阿塔纳修斯和奥古斯丁的名义所写的两篇序文，可以拿来与塔普苏斯的维吉利乌斯所撰《对话录》做一比较。无害的虚构作品可以让有见识的读者拿来消遣，但是主题过于严肃，而且将阿非利加人描写得太过无知。）经常冒用阿塔纳修斯和奥古斯丁的名字，而且手法相当笨拙。那些闻名于世的信条，可以明确地解释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奥秘，在经过推断以后，发现它们极有可能是来自阿非利加的学院。（奎内尔所倡导的见解能为大家所乐意接受，但有三件真正的事实，在他们初次知道时感到震惊，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事：（1）我们在教堂常读到的信条，并非出于阿塔纳修斯之手；（2）在他死后1世纪内，这些信条还没有出现；（3）这些信条最初是在西部行省用拉丁文写成，君士坦丁堡的吉内狄斯教长对这些很特别的作品感到极为惊骇，不客气地宣称这是醉汉所写。）甚至《圣经》本身也为轻率和亵渎之手所污染。在最重要的经文里，断言三个神格的统一有来自上天的证人，（见《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天主教徒西门在1689年争取表达意见的自由；新教徒米尔在1707年情愿成为条文的奴隶。亚美尼亚人威特斯廷在1751年根据他那个时代和教派的需要，任意加以解释。）然而正统教派的神父、古老的译文和可信的抄本（现存手抄本数量超过80件，有些已有1200年之久。无论是梵蒂冈、康帕卢廷西安编辑或罗伯特·斯蒂芬斯的正统教义抄本，文字都已漫漶，无法辨识。藏于都柏林和柏林的两种手抄本并无价值，令人意外。）都对此不置一词，发出无言的指责。这段经文的解释是正统教会的主教首次在亨尼里克所召开的迦太基会议上提出的宣告（或许是四位主教用同道的名义，把他们公开承认的信仰写成文章后发表，以后很快为阿非利加的辩论家、维吉利乌斯和福根提乌斯所引用。），其中有一个以寓言形式的解释所形成的旁注，为理解拉丁文《圣经》的经文带来很大的困扰，但在经过10个世纪的黑暗时代以后，终于得到恢复和修正。（在11世纪和12世纪时，坎特柏雷总主教兰弗朗克和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兼图书馆长尼古拉斯，分别对《圣经》进行校勘和订正。虽经过校订，但就最古老和最清晰的25种拉丁文手抄本，经文的章节仍未能达到所要求的标准。除原稿外，要想同时具备古老和清晰两种特质，是可遇不可求的事。）等到印刷术发明并推广开来后，（意大利运用日耳曼人发明的技术印行罗马和希腊作家作品，伊拉斯谟和红衣主教希梅内斯，将最早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多次印行（1514年、1516年及1520年）。康帕卢廷西安的多种语言对照本，就花去红衣主教5万达克特银币。）希腊文《新约》的编者要迁就传统的成见和当代的情况，（谨慎的伊拉斯谟将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建立在三个主要的证据上，一是康帕卢廷西安编辑的成见，二是罗伯特·斯蒂芬斯不切实际的想法造成排字的错误，三是狄奥多尔·贝扎精心设计的虚妄而奇特的误解。）心存虔诚信仰的欺骗行为，无论是在罗马还是日内瓦，都被宗教的热忱所接受，这种情况在现代欧洲的每个国家、每种语言中都在不断增加。

欺诈的例子必然会引起怀疑，非洲天主教徒用似是而非的奇迹来为其传教事业的正义辩护，可能更多地归因于他们自己的行业，而不是天堂的可见保护。然而历史学家用公正无私的立场来看待宗教的冲突，只提到一件超自然的事实，可以用来训诲信仰虔诚的教徒，让不信教的人士大吃一惊。提帕萨（提帕萨（很容易与努米底亚一座同名城镇发生混淆）在韦斯巴芗授予其拉丁联盟的权力以后，这座城镇变得小有名气。）是毛里塔尼亚一个滨海的殖民区，位于恺撒里亚以东16英里，很多世代以来以居民狂热的正教信仰而闻名于世。面对愤怒的多纳图斯派信徒，他们毫无畏惧，经过一番激烈的抵抗后就远离了阿里乌斯教派的暴政，他们在知道要派来一个异端教派的主教后，就决定放弃这座城镇。大部分居民购买船只渡海到对面的西班牙，剩下那些无法成行的不幸教徒拒绝参与篡夺者的圣事活动，仍旧保持虔诚而非法的聚会。这种违命的态度激怒了亨尼里克，他要严厉处置，于是他派遣了一个伯爵率领军队从迦太基前往提帕萨。他把正教信徒集中在市镇的广场上，当着整个行省公开宣布他们的罪行，要对他们施加砍去右手和割去舌头的刑罚。但是这些神圣的悔改者在被割去舌头后依然能说话，阿非利加主教维克托证实了这件神迹。他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两年公开发表了宗教迫害的历史，维克托说道：“要是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可以前往君士坦丁堡，听听副辅祭雷斯提图图斯逻辑清晰而毫无破绽的言词，他是光荣的受难者之一，现在暂住在芝诺皇帝的皇宫中，信仰极为虔诚的皇后对他非常尊敬。”在君士坦丁堡，我们很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冷静、博学而且完美得毫无破绽的证人，抱持着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的态度。

加沙的埃涅阿斯是位柏拉图学派哲学家，他见过这位阿非利加的受难者，曾精确描述：

“我见到他本人也与他说过话，我一直在思考他既然没有说话的器官，那么是用什么方法发出清晰的声音的。我的耳朵听到了他的说话声，然后用眼睛来检查，我让他张开嘴巴，看到舌头已经被整根割除，就是医生来施行这样的手术，还是会经常使人丧生。（加沙的埃涅阿斯是一个基督徒，就灵魂不朽和肉体复活的观点写出这本《对话录》，此外还有25封书信存世。）”

加沙的埃涅阿斯所提出的证言获得了多方面的肯定，像查士丁尼所颁布的永存后世的诏书、马塞利努斯那个时代的编年史，以及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他那时是罗马教皇的大臣，正好住在君士坦丁堡。（在这些证言中并没有载明自白者的人数，在古老的每月记事录中可查出60人。）这些人都生活于同一个世纪，对这件神迹的真实性，全部都诉求于个人的认识以及社会知名之士的告知。后来有同样的案例在尘世这个大舞台上再三出现，经过很久的时间，接受人类判断力的考验。没有舌头可以说话，是阿非利加的悔改者最不可思议的宝物，能够使人相信他们的语言不仅纯正而且代表着正教的信仰。但是对不信上帝的人而言，他们那顽固的心灵被秘密和无可救药的怀疑所占据，无论是阿里乌斯教派还是索齐尼派的信徒，他们从根本上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不能为阿塔纳修斯派的神迹这种似是而非的证据所动摇。